鸟兽虫鱼皆可养，天子庶民同为乐：把家当做动物园的大唐宠物文化 ...

现代都市生活越来越把人割裂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为了填补内心的那份孤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中养只小狗小猫以此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不仅如今的社会需要这样非人化的情感寄托，古人也有这种需要。早在原始狩猎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有了饲养宠物的历史。随着唐代对外交流的频繁，人们可供选择的宠物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从家畜发展过来的几类了。

鸟兽虫鱼都是唐人所热衷饲养的宝贝，唐代统治者们还建立了宠物饲养、管理与保护的完善制度。唐人是幸福的，他们不仅仅能够在闲暇之余“宠幸”那些前人都没见过的异兽，就连本应属于贵族的养宠物特权也逐渐流入寻常百姓家。

除了陪伴以外，宠物在唐人生活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其观赏性与娱乐性之上，而这两大特性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动物戏与表演。动物戏的起源甚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萌芽，以马戏、斗兽、斗禽等为主要内容的动物戏发展到唐朝时已经十分的繁荣。除此之外， 唐人还热衷于斗鸭、斗鹅，贞观年间，齐王李祐便是一个斗鸭活动的发烧友。而唐代上层贵族饲养猛禽的风尚也为他们经常性的斗兽、斗禽提供了前提条件。

甚至到了唐代中后期，舞兽表演也开始成熟，唐朝的驯兽表演包括马舞、象舞、猴戏等等。特别是马舞，唐代的马舞在前朝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是舞马的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马舞的动作也远超前代。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马舞发展到了顶峰。“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攻破长安，“牵制犀象，驱掠舞马”，置于洛阳。肃宗平叛之后，便访民间，寻求不得，“归于京师者十无一二”。中唐以后，随着局势的稳定，舞兽表演开始慢慢恢复。

首先在管理层面上，唐朝宫廷内有着闲厩和五坊两个用来管理犀牛、大象、鹰犬、舞马的专门机构，这里面所饲养的动物除了用作狩猎，更多是作为宫廷宠物而饲养的。由于犀牛大象这些宠物的特殊性决定着必须有专门负责的机构来饲养，那些饲养较为简单的鹦鹉、猫、狗等宠物则多以个人或者家庭为主。

在宫廷中的那些宠物，每日的饲料也是颇为丰盛，不仅营养丰盛还搭配着药膳。以作为贡品的犬、马、鹰等宠物为例，“以胡麻啖犬”，“食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粮”。由此可见，芝麻、粟米，粱肉这些食物已经成为了宠物们顿顿不可或缺的食物。这般精心照料下的宫廷宠物，不仅仅貌美体健，而且寿命也较长。

随着唐朝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财产关系也越发复杂化，而有着动物天性的宠物有着攻击猎物与防御敌人的天性，动物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也会影响到人的切身利益。由于饲养宠物存在这些潜在的危害，唐朝统治者对这些宠物致害行为也做出了严格的规范。在《唐律疏议》中便存在许多关于宠物伤人致害的处罚条例。

不仅仅对宠物的有害行为进行防控，唐人还照顾到了宠物的利益，为了避免人们在饲养过程中出现虐待、遗弃、饲养不当的问题便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规定。这与唐代统治者深受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影响有着巨大关系，儒家的“仁”、道家的“天地万物与我并生”、佛家的“慈悲为怀”都让唐朝统治者有着极强的护生观念。这些思想便是导致唐人对宠物的格外保护的重要原因。

随着唐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发展，社会文化生活日渐繁荣，这为唐朝宠物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文化环境。此外，交通便利与中外交流的频繁也让唐朝的宠物市场空前繁荣。这不仅仅满足了唐代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也成为了唐朝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唐人的精神文化和休闲生活在宠物大量饲养后得到了新的乐趣。唐代宠物文化的发展，也为宋代宠物大量进入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宠物风气的盛行，也助长了奢靡享乐和玩物丧志的不良之风，严重制约了唐朝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唐六典》

《新唐书》